招標投標市場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益、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招投標作出重要指示，黨中央、國務院對治理招投標亂象、推動招投標市場規范健康發展作出明確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改革委認真貫徹落實，組織指導各地、各有關方面協同整治招投標領域突出問題，依法嚴懲串通投標及其關聯犯罪，嚴厲打擊以非法手段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持續完善常態化長效化機制，著力營造規范有序、公平競爭的招投標市場環境。

　　當前，串通投標犯罪案件呈現出犯罪主體多元化、犯罪手段隱蔽化、犯罪鏈條組織化的新特點和新動向，擾亂了招投標市場秩序，損害了經營主體合法權益。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現公布6件人民法院審結的串通投標及其關聯犯罪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明確了法律適用標準，統一了裁判尺度，為有效懲處犯罪、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了指引。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堅持全領域覆蓋，實現全鏈條打擊。招投標活動涉及領域廣泛、環節眾多，串通投標行為在多個領域和環節滲透，嚴重破壞了市場競爭秩序。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涵蓋工程建設、物資采購、土地承包等多個經濟領域。在具體方式上，包括招標方在擬定招標方案時與投標方內外勾結，招標代理機構居中牽線，投標人之間相互串通、圍標陪標等多種類型。對于此類案件，一方面要秉持全領域覆蓋理念，無論案件發生在哪個領域、哪個行業，均堅決依法懲處；另一方面注重全鏈條懲處，對串通投標黑灰產業鏈條上各個環節的利益相關人員進行全面懲處，確保縱向到底、橫向到邊。

　　二是嚴格適用法律，依法精準定性。隨著實踐發展，串通投標犯罪手段不斷迭代升級，呈現出隱蔽性強、衍生犯罪多樣的新特點。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出現了多種新型犯罪手法：招標方為意向投標人量身定做招標參數，表面合法，實則暗箱操作；招標代理機構通過不正當手段控制評標專家評分賬戶，虛假評分；投標人為了規避大數據監控，采用階梯式布點報價的方式進行圍標。面對這些復雜的犯罪手法，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深入審查招標文件、電子數據、行為手段、資金流向等核心證據，建立實質違法性判斷標準，依法準確認定犯罪性質。同時，對于案件中涉及的行賄、受賄、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等其他犯罪行為，依法數罪并罰，實現對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

　　三是落實寬嚴相濟，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在依法懲治串通投標犯罪的過程中，突出從嚴懲處的總基調，通過判處罰金、追繳違法所得等手段“打財斷血”，徹底鏟除犯罪分子的利益鏈條。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4中，依法對袁某判處罰金，并判令追繳其通過賣標所得的違法收入400萬元。同時，在審理具體案件時，綜合考慮個案的犯罪情節、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等情況，充分運用法律和政策資源，確保量刑的精準性和合理性。在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標案中，對其二人宣告適用緩刑，體現了寬嚴相濟的裁判導向，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是用好司法建議，深化協同治理。積極踐行“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在審理串通投標案件的同時，通過梳理招投標活動存在的隱患，向行業主管部門制發司法建議，提示資質審查、評標規則設計、電子招標系統安全防控等環節存在的高發風險。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時，發現某主管部門在招投標監管中的薄弱環節，隨即發出司法建議書，不僅指出問題，還提出具體改進措施，以個案糾錯推動系統治理，形成了預防和打擊串通投標犯罪的工作合力，實現了“辦理一案、預警一域、規范一行”的良好效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改革委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持續深化與紀檢監察、公安、檢察、行政監督等部門的協作配合，依法從嚴懲處招投標違法犯罪活動，不斷深化招投標改革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的招投標市場環境，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目  錄

　　案例1：被告人張某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串通投標行為

　　案例2：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農村生產經營領域的串通投標行為

　　案例3：被告人李某瓊受賄、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醫療領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標行為

　　案例4：被告人袁某、趙某串通投標、行受賄案——依法懲治教育領域的串通投標行為

　　案例5：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標、偽造印章案——偽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標，應依法數罪并罰

　　案例6：被告人潘某受賄、串通投標案——制發司法建議，推動招投標領域綜合治理

　　1.被告人張某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串通投標行為

　　基本案情

　　2022年6月，青島某公司通過招標系統發布招標需求，被告人張某作為該公司員工,負責主導資源方招標。為使投標人武某（另案處理）競得該項目，張某指使其他評委給武某聯系的圍標公司打高分，并親自“協調”有不同意見的評委，評委迫于壓力，將評分賬戶賬號及密碼交與張某的下屬員工。隨后，該員工進入評委的評分賬戶，給圍標公司打出最高分，使武某聯系的圍標公司最終中標。中標后，青島某公司與該圍標公司簽訂營銷框架合同，合同約定項目報價金額400余萬元。后圍標公司將該項目轉至武某實際控制的公司實施。

　　裁判結果

　　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張某作為青島某公司負責招標的工作人員，通過操控評委打分的方式排除公平競爭，其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遂以串通投標罪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宣判后，張某上訴，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發生在民營企業自主開展的公開招標中“操控評委打分”的串通投標典型案例。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民營企業招投標過程中，部分投標人盲目追求利益，通過關聯公司圍標、與招標單位人員串通等違法犯罪手段來謀求中標，損害民營企業利益。本案中，張某作為招標公司負責招標的工作人員，明知投標人使用關聯公司圍標，仍通過引導、干擾、代替評委打分的方式為圍標公司謀取高分，使圍標公司成功中標。這種行為不僅侵害了正常的招投標市場秩序，也損害了招標人和其他投標人的合法利益，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人民法院在審理此案時，充分考慮了其涉及招標人與投標人內外勾結，多次“協調”多名評委給圍標公司打高分等情節，損害招標單位民營企業利益，認為不宜適用緩刑，體現了堅定保障民營企業利益，堅決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經濟秩序和良好營商環境的決心和態度。

　　2.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農村生產經營領域的串通投標行為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底，福建省建甌市某鎮某村將本村茶山經營管理權對外公開招標。當地茶農、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兄弟二人均有意參與競標。在王某甲的提議下，兄弟二人商定串通投標報價，計劃中標后共同經營該項目。投標當天，王某甲和王某乙以自己及親友等13人的名義報名參與，并在現場威脅其他投標人，恐嚇招標方工作人員。此外，王某甲還在場外向其他投標人承諾給予每人1000元的陪標費,以阻止他人繼續參與投標，并在中標后實際給予參與投標人共計1.6萬元。最終,王某甲以35.5萬元的投標報價順利中標。該項目由王某甲和王某乙共同經營。

　　裁判結果

　　福建省建甌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某甲與被告人王某乙在投標過程中相互串通，采用威脅、賄賂等非法手段，損害村集體和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均構成串通投標罪。其中，王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乙作用較小，系從犯。二被告人均有自首、自愿認罪認罰等從輕、減輕情節，依法從輕處罰。綜上，以串通投標罪分別判處王某甲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五千元；判處王某乙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發生在農村生產經營領域的串通投標典型案例。茶產業是福建的支柱產業之一，公開招投標是農戶取得茶山經營權的主要形式。近年來，日益增多的茶山經營權領域串通投標行為，損害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茶農的經濟利益。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系從事茶葉生產經營活動的當地茶農。在公開招投標活動中，為獲取茶山經營權，二人串通投標報價，犯罪金額雖未達到立案標準，但通過威脅、賄賂等非法手段阻止他人投標，亦屬情節嚴重。人民法院依法準確認定二被告人構成串通投標罪，有力維護了茶產業公平競爭秩序，為促進鄉村振興發展提供了堅實司法保障。同時，人民法院綜合考量本案系農民在承包土地期間的個人犯罪，且具有自首、自愿認罪認罰、賠償損失等從輕、減輕處罰情節，遂依法區分主從犯，分別裁量刑罰并宣告緩刑，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注重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彰顯了司法溫度。

　　3.被告人李某瓊受賄、串通投標案——依法懲治醫療領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標行為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瓊系湖南省新寧縣某醫院院長。2016年8月，周某斌（另案處理）向李某瓊推銷核磁共振設備，并承諾給予好處。李某瓊遂讓周某斌找三家公司參加圍標，并根據周某斌提供的核磁共振設備各項參數，安排招投標代理公司制定招投標公告。2017年2月，周某斌利用其實際控制的上海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及其他兩家企業參與圍標，最終上海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中標，合同標的額為823萬元。事后，周某斌為感謝李某瓊在采購核磁共振設備上提供的幫助，送給李某瓊35萬元。另查明，李某瓊另受賄856萬余元，詐騙844萬余元。

　　裁判結果

　　湖南省新寧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李某瓊在政府采購招投標過程中，與投標人共謀，通過設定特殊設備參數的方式串通投標，損害國家利益，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李某瓊利用擔任新寧縣某醫院院長的職務之便，在藥品及醫療耗材采購、設備采購、工程項目承攬等事項上為他人提供幫助，非法收受財物共計891萬余元，其行為構成受賄罪；李某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騙取844萬余元，其行為構成詐騙罪。李某瓊具有立功、坦白、退繳部分受賄犯罪所得、自愿認罪認罰等情節，依法可減輕處罰。綜上，對被告人李某瓊以受賄罪、詐騙罪、串通投標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二萬元；對被告人退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五百零五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追繳。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發生在醫療領域腐敗與串通投標交織的典型案例。近年來，腐敗與政府采購招投標亂象相互交織的問題較為突出，部分招標人與投標人串通，以設定特定條件的形式排斥其他投標者，嚴重妨礙市場公平競爭，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本案中，監察機關在調查被告人李某瓊涉嫌犯受賄罪期間，發現其涉嫌串通投標、詐騙的犯罪線索，遂將相關線索移交公安機關。經公安機關偵查，李某瓊作為招標方，與投標人周某斌共謀，通過量身定制招標參數的形式組織多家公司圍標，構成串通投標罪。事后，李某瓊收受周某斌所送35萬元，構成受賄罪。李某瓊的串通投標行為與受賄行為系兩個獨立實施的犯罪行為，侵害了不同的法益，人民法院對李某瓊犯受賄罪與串通投標罪決定數罪并罰，準確全面評價犯罪事實，依法嚴懲醫療領域內外勾結串通投標行為，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確保市場良性運行，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被告人袁某、趙某串通投標、行受賄案——依法懲治教育領域的串通投標行為

　　基本案情

　　2021年間，為中標云南省富寧縣某公立學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統一配送項目，被告人袁某向與富寧縣某領導關系密切的鄭某（另案處理）行賄60萬元，請托其幫助被告人趙某實際控制的云南某立公司成為本次招標代理機構，以達到操縱該項目招投標的目的。云南某立公司成為該項目的招標代理機構后，袁某向趙某行賄60萬元并伙同其通過“拆分售賣標段”的方式，在投標過程中由招標代理機構事先審核投標書，協商多家投標公司的標書內容，內定云南某昇公司中標該項目的食品配送單位，中標金額共計6565.55萬元。招投標期間，袁某共收取賣標費400萬元，行賄120萬元。調查期間，袁某主動退贓11萬元，趙某主動退贓55萬元。

　　裁判結果

　　云南省富寧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袁某、趙某相互串通，通過賄賂、買賣等非法手段謀求意向中標人中標，嚴重擾亂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損害了國家、集體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情節嚴重，其行為均構成串通投標罪。袁某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非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并向與國家工作人員有密切關系的人行賄，數額較大，分別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趙某利用其作為招標代理機構實際控制人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財物，幫助投標公司順利中標，數額較大，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綜上，對被告人袁某以串通投標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對被告人趙某以串通投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對被告人退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二百七十五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追繳。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發生在教育領域的串通投標典型案例。教育是國之根本，依法從嚴懲處學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統一配送環節的串通投標犯罪，不僅是保障學生“舌尖上的安全”的必要措施，更關乎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未來。本案中，被告人袁某、趙某等人以行受賄、圍標、賣標等多個手段串通招投標，內定招投標代理機構及中標食品配送單位，嚴重干擾校園食品原料配送管理和學生飲食健康需求，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構成潛在威脅。對此，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數罪并罰，進一步加大適用財產刑力度，通過判處罰金、追繳違法所得等措施，全力“打財斷血”，彰顯了堅決斬斷教育領域圍標、串通投標利益鏈條的鮮明態度，守護青少年健康成長、維護教育民生安全、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堅定決心。

　　5.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標、偽造印章案——偽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標，應依法數罪并罰

　　基本案情

　　2016年，被告人王某提供印章印模，到天津市某復印照相刻章店偽造了以下印章：天津市某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力管理專用章1枚、天津市某區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支隊印章2枚、天津市某區衛生院印章1枚、天津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專用章2枚、天津市某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1枚。2017年8月，王某明知張某（另案處理）采用借用和冒用其他公司資質及工作人員名義、串通投標報價等方式圍串標，仍在天津市寧河區多個公開招標工程項目中幫助張某借用天津某達公司、某坤公司等資質，并使用偽造的天津市某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力管理專用章、天津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專用章制作了9張虛假的社保繳費單交給張某。張某最終中標，中標項目金額846萬余元。另查明，2018年8月，王某偽造了趙某艮等3張居民身份證。

　　裁判結果

　　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串通投標罪；王某偽造國家機關印章，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構成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罪；偽造居民身份證，構成偽造身份證件罪；王某在串通投標罪中系從犯，可從輕處罰。遂對被告人王某以串通投標罪、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罪、偽造身份證件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對被告人王某退繳的違法所得二千八百五十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涉及串通投標罪、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罪、偽造身份證件罪的典型案例。近年來，人民法院日益精準把握串通投標罪及其關聯犯罪的構成要件，堅持依據案件事實和證據，準確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性質和罪名。當行為人實施了多種犯罪行為時，嚴格依據刑法理論和法律規定，審慎判斷是否應當數罪并罰。司法實踐中，串通投標犯罪行為往往與行賄、偽造證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形成復雜的犯罪鏈條，給司法認定帶來較大挑戰。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先期實施了偽造國家機關印章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的犯罪行為，隨后在張某的授意下，利用偽造的印章制作虛假社保繳費單，用于冒充其他公司職員串通投標，其行為侵犯了多種法益。人民法院針對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行為，堅持分別單獨進行法律評價，并依法實行數罪并罰，既符合法律規定，又彰顯了法律權威。

　　6.被告人潘某受賄、串通投標案——制發司法建議，推動招投標領域綜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杭州某平臺發布了富陽某公共建設工程項目招標公告。被告人潘某系該項目業主單位代表。投標人俞某、袁某（均另案處理）提前獲知該招標項目后，借用十余家建筑企業資質參與投標，并統一安排商務報價下浮率，以階梯式布點報價方式規避大數據監測，促使袁某控制的某建設集團入圍第二輪專家評審。袁某通過行賄手段拉攏潘某，指使其在評標時給予目標企業高分，并通過其他中間人賄賂相關評標專家、項目代理公司員工，使某建設集團獲得明顯高分，最終中標工程項目。在該項目中，潘某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袁某賄賂款現金125萬元。另查明，2017年至2023年間，潘某利用擔任杭州某集團有限公司前期部主任、總工程師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292萬元。

　　裁判結果

　　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潘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標報價，損害其他投標人的利益，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串通投標罪。潘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潘某具有自首、自愿認罪認罰、退繳全部違法所得等從輕情節，依法對其從輕處罰。綜上，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五萬元，以串通投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對潘某退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二百五十二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發生在公共建設項目中的串通投標典型案例。重大公共建設項目招投標領域權力集中、資源密集、程序專業，涉及資金巨大，串通投標行為與腐敗犯罪交織，嚴重擾亂公共資源交易的公平公正，受到社會高度關注。本案中，被告人潘某作為涉案項目業主單位代表、評標專家，為袁某控制的投標公司打出明顯高分，并收受他人賄賂。人民法院針對串通投標犯罪與腐敗行為等相互交織的特點，通過多層次、多維度依法懲處關聯犯罪，加大了整體打擊力度，有效震懾了違法犯罪分子。判決生效后，人民法院貫徹以案促治司法理念，做實做優“抓前端、治未病”工作。針對工程領域利益風險突出的特點，人民法院時刻聚焦由此產生的腐敗及串通投標共性和個性問題，及時向相關單位發送司法建議，會同研判招投標運行過程中關鍵環節的廉政風險點，研究具體招投標監管過程中存在的盲區和漏洞，制定切實有效的招投標全鏈條全領域監管舉措，并狠抓跟蹤落實，接收單位積極響應并回函通報情況，協同推動招投標領域綜合治理。

來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